们的欲求是明智和合理的，因为相当不幸的生活是轻而易举的；相比之下，相当幸福的生活不仅很困难，甚至完全不可能。

“但毕竟这样可能是最好的。……确实，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但是，我们将有所不同，这会让我们都十分痛苦。再者，我们现在做了这样的决定也是更正确的，——我是说，看起来对斯提芬逊更公平些。”

但是，不能否认，当事者的希望实现时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所以令人不快，这是由于存在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而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

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逐渐加深而变得更为固定了，这就为上述见解了证明。 从这里可以看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 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其他方面没有损害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而且，由于整体的幸福，甚至在我们看来，显然也比我们自己的微不足道的一分幸福重要得多，所以，如果我们要保持我们天性的尽善尽美存在于其中的情感和行为的完美的合宜性和正确性.

那么，我们自己的处境，不管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处境，都应当由此成为我们所喜欢的处境。 如果任何使我们解脱的机会真的出现了，抓住这个机会就成为我们自己的责任。

显然，宇宙的秩序不再需要我们继续滞留在这种处境之中，而且，伟大的世界主宰明确地号召我们离开这种处境，并且清楚地指出了我们所要走的路。

如同在别的方面一样，维吉尔在自己的病症治疗方面也很消极被动。 这么多年他已经被家人带着看过很多医生了，他们一致拒绝为他手术，认为他的视网膜十之八九已经丧失功能了，而维吉尔似乎也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

但是艾米不同意，她说，维吉尔已经看不到了，所以情况不会更糟，而且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也许能在失明将近45年之后重新看见。 这种可能性虽然渺茫，但是想想就让人激动万分，而不会计较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最终，艾米促成了这次手术。

“是的。是的，恐怕这个案子会重新展开某一程度的调查，虽然我真的无法认为警方能有多少达成任何具体成效的希望。毕竟，两年的时间过去了而人们当时可能记得的任何事情——村子里的人，我是说——到现在也已经都忘了。可惜，当然，就某些方面来说，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

第三种情况（这可能是最常见的情况）是：交战国双方都不能期待将来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实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双方都不可能从将来的前景中得到随便什么行动的依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使用进攻战的明显地是从政治上来讲是处在进攻的一方，也就是具有积极动机的一方，因为他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准备的，没有任何意义地耗费一切时间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毕竟他已经是神明了，只要存在着可能性，那么哪怕是再怎么微小的可能性都能够实现。

“科学家一心想的其实只是如何成名，因此他们关心的是他们是否能弄出点什么名堂。 他们从来不会停下来问问自己，他们是否应该做某件事。 他们简单地把这方面的考虑贬为毫无意义。 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其他人也会这么做的。

他们认为发现是必然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只是想尽办法先走一步，这便是科学家的游戏。 即使是理论科学的发现也是影响深远的、进攻性的、具渗透性的行动。 它需要许多设备，而且将来确实会改变这个世界。

他们在裂缝处那么巧妙地扑扇着翅膀，以至于刚刚进入视野的古拉格群岛的影子立即变成了海市蜃